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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隨著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州一級治所博州的設置，加之大運河中的永濟渠流經聊城，聊城區域性政治中心地位得以確立，極大促進了聊城地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一大批以科舉起家的仕宦家族和文化家族應運而生。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郭學信教授對崛起于此時的唐代博州武水樂安孫氏家族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在《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中，重點論述聊城歷史上仕宦家族興起的區位優勢及其所凸顯的共同家族文化特征，然后以樂安孫氏家族和宋代大名莘三槐王氏家族為個案研究對象，探析其家族先世、興起與發展脈絡、仕宦情況，以及家族文化等，以期加深對漢魏以來尤其是唐宋聊城仕宦家族歷史面貌的認識，但限于篇幅，郭教授對樂安孫氏家族研究意猶未盡。此后，他為了彌補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通過近年來不斷搜集、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定位于中古，以家族發展最鼎盛的唐代為中心，對樂安孫氏家族進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出版了《中古樂安孫氏家族研究——以唐代為中心》。

樂安孫氏家族歷朝歷代均有大量族人源源不斷入朝為官，名人輩出。其中，既有孫武、孫臏這樣名冠中外的大將、軍事家，又有官至宰相、侍郎、中書舍人之類的朝中高官，還有手握軍政大權的都督、刺史之類的封疆大吏，至于郡守、縣令、縣尉地方長官更是不可勝數。中古樂安孫氏家族不僅世為官宦，屬于典型的仕宦家族，而且家族文化名人代不乏人，尤其是魏晉以后，以文學資望而知名的層出不窮，眾多族人所凸顯出來的文學才華，使這個家族同時成長為典型的文學家族。

樂安孫氏家族興起于春秋戰國時期，而后歷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發展，至唐代孫偓官至宰相，其家族發展達到興盛。正如郭學信所說，“一個家族的興起和發展既與家族內在文化環境有關，也與所處時代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連”，經過他的考證，發掘出樂安孫氏家族自春秋戰國至唐代，不斷適應時代變革，出現了“尚武”“尚儒”家風的轉變的線索。其中：春秋戰國時期的時期諸侯爭霸，力圖以武力戰爭決定勝負。當時中國“境內皆言兵”，統治者“陳武夫，尚勇力”，從而“士民貴武而賤得利”，孫氏家族嶄露頭角，出現了孫武孫臏這樣的代表人物，成為一個典型的軍事貴族家族，且與春秋戰國時期尚武風尚相適應，凸顯出尚武的門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此后至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時；郁郁之音，流聞于四?！?，統治者堅持尊崇儒士的治國理念，大量的儒家知識分子得到重用，此時的孫氏家族門風出現了由“尚武”向“尚儒”的轉變，“‘世代治儒’為家族的長久承續所提供的支撐比單純地將政治仕途作為家族發展的憑托，其力度要大得多，這也是世家大族的普遍特點”，樂安孫氏家族在唐代得以發展，并能走向興盛，與這種門風的轉變密不可分，同時也適應了科舉制的要求?？婆e制度打破了此前貴族門第對仕途和政權的壟斷局面，為那些出身貧寒的文人開辟了仕進之路。孫氏家族成員“傳儒門經術之業，居孔氏政事之科，根于惠慈，輔以才術，行存家范”，科舉及第成為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入仕的基本方式，特別是孫嘉之進士及第后，不僅“有大名于天下”，而且使得家族迅速走向興盛之路，此后不僅人丁興旺，而且后代子孫在科舉功名激勵下，連續六世科第蟬聯，功名不斷。數代人“皆擅重名，或疊取高科，其官業行實，爆發于天下”，成為中古時期較為顯赫的仕宦文化家族之一。

此外，該書在探析族源先世、家族門風轉變的基礎上，對科舉仕宦、為政品行、姻親家世、家學家風、文化成就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力求全面展現其歷史文化風貌，同時作了《樂安孫氏統系圖考》《唐代樂安孫氏家族墓志銘輯錄》，成為研究齊魯世家大族和樂安孫氏家族的一部力作。（徐慶康，作者單位：民革中央辦公廳）